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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振鋒:法學論文—不合邏輯的“三段論”當休矣

      法律那些事兒 2021-10-28 07:48:43

      編者按:今日推送支振鋒老師的《法學論文——不合邏輯的“三段論”當休矣》,法學論文的數量逐年增長,但這并不必然帶來知識增量,應當反思,在對待論文寫作時,究竟是為了學術研究,還是不合邏輯的“三段論”指引之下的批量生產?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3月31日,感謝支老師慷慨授權。


      作者:支振鋒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環球法律評論》副主編

      編輯:Ceci_Zhang,Zj_hsy,泡豇豆二

      因工作崗位的關系,我的職責就是看論文,尤其是法學論文:作為學者,我必須看國內外的文獻,以進行自己的研究;作為拿納稅人所發工資的編輯,我更是必須認真去看每一篇國內外來稿??炊嗔?,也就有了一些比較有趣的發現。其一,除少數期刊外,國內學者的文章一般都比較短,不僅來稿如此,已刊發的文章也差不多。我沒有做過精確地統計,但說國內80%以上的學術期刊刊發的論文不超過1萬字,應該不算夸張。有些期刊發表的文章簡直是豆腐塊,往往只有三五千字,七八千字的都不多。不是說言簡意賅不好,但作為“學術”文章,要想在短短幾千字的篇幅里提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做好文獻評述,并通過有力地論證來解決之,在很多時候恐怕還真的是非大師莫能為之。


      其二,就是具體寫作的方式了,我將之歸納成為兩種不合邏輯的“三段論”。我們的法學論文中,保守地說,恐怕有七、八成以上逃不脫這兩種寫作模式。具體來說,就某一個問題(先不說這個問題是否是真問題,是否是有意義的問題)的研究而言,是這樣進行的:第一,大前提:“某問題是什么”;小前提:就該問題,“甲專家的觀點是……,乙專家的觀點是,丙專家的觀點是”,偶爾還會來一句:“通說認為”;最后是結論:“筆者認為……”;或者第二種模式,大前提:“某問題是什么”;然后小前提:就該問題,“英國如何,日本如何,美國如何”;最后是結論:“中國應當如何(或者不應該如何)”云云。尤其以第二種模式居多,大概占到一半以上。而在提出“某問題”時,也是徑直為其下個定義,“某問題就是某某”。我必須承認,劃定論題域,交代研究的前提當屬必要,但我的疑問是,通常情況下(除了寫教材),為某個問題下定義是研究的結束,而不應該是研究的開始呀?因為定義都能下了,這個問題還是“問題”嗎?除非你是要論證前人的定義不對,打算另起爐灶。這是典型的教科書寫作模式,而不是嚴格的學術研究模式。還有,什么是“通說”,通說是怎么來的,怎么界定的,經過了什么樣的“認證”?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不管是甲乙丙專家認為,還是美英日如何,都跟“筆者”認為或者“中國如何”沒有必然的聯系。甲乙丙專家那樣認為,“筆者”不一定要那樣認為,也不一定不那樣認為;美英日如何,“中國”未必如何,也未必不如何。徑直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么在前提和結論之間顯然是斷裂的兩張皮,是沒有邏輯關系的。


      更要命的是,很多文章的問題都是“進口”的,跟中國沒關系。每當我看到爭取“墮胎權”的文章時,都不禁困惑不已,我們的問題是爭取“墮胎權”嗎?用美國的理論解決美國的問題,有時候的確能彰顯大師風范;但更多時候卻不過是在生產毫無意義的垃圾。


      為什么會這樣,解釋當然可以很多。說是作者偷懶,寫這樣的文章不費力氣啦;學風浮躁,寫論文者不負責任不求甚解啦;急功近利,管他文章如何寫,反正能夠發表騙職稱、待遇啦;以及科研評價機制有問題,逼良為“娼”,數字考核使得學者無法靜心研究了,等等,不一而足。


      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解釋本身可能就是不求甚解的表現。這里并非為某些作者辯護,實際上不少學者寫這樣的文章也是很費力氣,甚至是很認真的,文章中文獻極為豐富,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功夫兒,說他偷懶,還真是冤枉。說學風浮躁、急功近利,好像對,但也好像不完全是,如果說寫論文者不求甚解,完全是為了騙職稱、待遇而寫作,那為什么這些文章很大一部分還能夠發表呢?不排除收版面費等學術腐敗的情況,但也不至于嚴重如斯吧?將板子打在偏重數量的科研評價體制上,固然是一個有力的解釋,但反例也是存在的。比如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偏重數量考核的,諸如SCI、SSCI之類的東西就是美國人鼓搗出來的,但為什么美國主流期刊所刊發的文章很少如此呢?而且,在同樣的科研評價體制下,我國也有非常杰出的學者脫穎而出,他們的學術成果從數量上說自然不算少,但從質量上說也非常高,甚至與國外最杰出的學者相比也不遜色,或者猶有過之。


      因此,如果說以上各種解釋都有其道理但又讓人覺得有些不得要領的話,那么,其背后肯定還有更深層的原因。而且,學術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最好從學術界內部找,從學者自己身上來找。為什么中國法學會淪落如斯?原因有很多,有歷史積淀、學術傳統以及科研體制甚至政治環境等各個方面。作為一個普通的研究者,這些我們無法左右。但我們對學術有什么樣的堅持與態度,援用什么樣的研究資料與資源,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卻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因此我們就看中國法學的研究資料與資源其來何自?我認為,這背后深層的原因,就是從文本到文本的思維研究定式,以及一支筆、一本書以及一臺電腦一杯水“小書齋作坊式”研究。從構思到寫作再到投稿(伊妹兒紅袖添香),不出書齋三尺之地,與“土地”是絕緣的,與“人民”是隔膜的,與“問題”是關系不大的。


      眾所周知,作為西法東漸之結果的“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法學,其基本線索是對以西方為主的法學資源的汲取。在這種汲取式研究中,我們采用的主要方法從最開始的西學中源說、到援用以前翻譯佛經時所用的比附與格義,到后來的譯介與比較法的方法。比附或者格義比較好理解。格義是佛學的一個術語,佛學家呂澄對“格義”所下的“定義”是:“把佛書的名同中國書籍內的概念進行比較,把相同的固定下來,以后就作為理解佛學名相的規范。換句話說,就是把佛學的概念規定成為中國固有的類似的概念?!保▍纬危骸吨袊饘W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45頁。)比附的作用是類似的,比如很可能是最早介紹西方政法制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E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雜志,雖然其創辦者郭時臘不過是個間諜,但在翻譯西方政法制度時,卻頗有意趣。雜志所發表關于西方政法制度的文章不僅譯名盡顯中國國情,著文亦如小說且頗得章回體之法。1838年戊戌4、5、6月號連續登載的三篇《英吉利國政公會》,借兩個中國文人饒有情節的對話方式突出、集中地介紹了英國的議會。文中,英國議會被譯為“國政公會”,“為兩間房,一曰爵房,一曰鄉紳房”。而且各篇文初都引述一段荀子或管子的語錄;對于所述的一些事理也不時征引中國的古典哲理予以解釋。七月號登載的《北亞墨利加辦國政之會》一文,以管子的一段語錄題頭,借用一位寄寓北美經營覓利的父親給在中國的兒子寫信的方式又介紹了美國的國會?!安涣⑼跻詾閲?,而遴選統領、副統領等大職,連四年承大統,必干民之譽,了然知宰世馭物、發政施仁也”?!按嗽捉y領百臣,以正大位?!笨偨y副總統被譯為統領副統領,“百臣”、“大統”、“大位”,更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語。用中國本有的術語、詞匯與理念去理解西洋新知,是20世紀之前國人理解包括政法知識在內的西洋新知的主要辦法。這種做法,就是“格義”。比附則與此類似,但在對譯的準確性上,又遜“格義”一籌。但“比附”與“格義”,都不過是中西法律思想碰撞開始劇烈的晚清,知識分子面對異域的西方法律思想資源試圖進行理解時做出的努力,其本質上都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試圖為異域的法律資源找到妥適的本土表達。


      然而,在附會、比附與格義中對異域資源卻有著太多的誤解與歪曲。隨著中西法律溝通的展開及中國以“模范列強”為指向的修律變法的進行,這種“海外奇談”式的對異域法律資源的理解自然不敷所用。于是,為了真正實現對異域法律資源的準確理解,迫切地需要正本清源。由此,中西法律溝通進入了下一個階段:譯介。從鴉片戰爭迄今170年,我們譯介了多少西法資源,已不待言。此后,清末以還的法律人還重視對各國以及中外的法律制度與思想進行比較,尤其是比較法的運用。雖然古今中外的法律研究中都可能有比較的運用,西法東漸早期的比附、附會與格義同樣也意味著比較,但比較法方法的運用還主要是20世紀之后的事情,雖然直到今天,比較法的研究在中國都還處于初級階段(沈宗靈先生語)。


      我們也可以看出,無論譯介還是比較法,都主要是一種文本操作,著重在于對外國法律資源文本的引介與比較,還是從紙面到紙面,從文本到文本??梢哉f,無論是比附、格義還是譯介、比較法,它們對于文本背后的實踐與問題卻關注不夠??傮w來說,不過是為西方的法律資源找到一個中國表達。而譯介與比較法雖然更“學術”一點,但且不說其研究質量如何,它主要也不過是為西方的法學研究作品找一個漢語版本而已。


      為什么會這樣,原因也很明顯,由于近世中國對外國法的譯介與研究是在面臨瓜分豆剖之際的選擇,“今日立國,不能不講西法”(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在病急亂求醫的救亡心態下,自然不免少了許多慎重與清醒。而且,學習西方主要有三種資源:第一,西方的法律法規等制度資源;第二,西方的學說、理論等法學思想資源;第三,到西方對西法進行實地的運作考察。實地考察自然是好,但所花人力、物力卻是不少,而且考察規模小了效果不明顯,考察時間短了也未必有實效,但大規模的西法考察又顯然不現實。所以,無論是清末五大臣的出洋考察,還是民國以還的出洋考察政法,主要都不過上官僚們的出國公費旅游而已。因此,我們在學習西方中,主要利用的是前兩種資源,而這兩種資源的共同特征就是:它們都是文本資源,都是紙面資源。近代以來的中國法學,恐怕主要就是引進和汲取這兩種資源的法學。


      然而,這種主要關注資源汲取的中國法學,既然是目的是“取經”,顯然就缺乏足夠的判斷力和鑒別力。以至于唯洋文是瞻,認為外語一定比中文權威,成了不言而喻的預設。就連開會也必須拉幾個老外裝門面,這樣才顯得“規格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法學研究主要就成了引進西方法學資源的研究,而且引進的還主要是文本資源。引進的目的,則主要是用來反襯中國法的“愚昧”與“落后”,以及以西法來改造中法。這些來自西方的法學文本資源,就成了“藥方”。而既然是藥方,那么,自然是只能學習和奉行,而極少敢于甚至是根本就沒有意識去進行質疑和否定。所以,我們可以從中國學者的著述里發現,絕大多數西方有點名氣的法學家,都被中國人安上了“偉大”的頭銜。哪怕是博登海默這樣美國的三流法學家。進而言之,既然是學習和奉行的“藥方”,那么,自然就適合當作“普世原則”或“普適原則”來適用。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不是研究,只是如何去“適用”這些從西天取回來的“經書”和“藥方”。而“適用”的過程,就是本文開頭所言的那種三段論的過程;也只有將其理解為對“藥方”或者普世價值與原則的“適用”,這種三段論才是合乎邏輯和可以理解的。


      然而,這種研究雖然看似無比繁榮,但刪去枝蔓,將它拎起來抖一抖,會發現它很少有作者自己什么事兒。作者的貢獻,往往就是給出版社贊助了一筆出版資助,砍了幾顆無辜的大樹。所以強世功教授說中國法理學是沒有“國家”的法學,很有道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國的法學可以將“中國”二字去掉,它沒有中國戶口,甚至連暫住證都沒辦,最終它靜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地來,而且不帶走一片云彩——它不過是一個游客而已嘛!很明顯,這樣只注重文本的法學研究,它是脫離本國實踐的。它在重視藥方的同時,卻忽視了“病人”的具體情境??芍^“只見藥方,不見病人”。寫出沒有邏輯的三段論的文章,自然就沒什么令人大驚小怪的了。


      當然,原因還可以繼續深挖。因為,這種從文本到文本的“藥方”研究,本質上是販賣,是一國學者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一國學術缺乏自主精神的體現。而這就是一個更大的話題了。當然,必須強調的是,獨立思考與自主精神并非盲目排外,因為對一物除魅最好的辦法就是深入研究它,搞清了,弄透了,自然就不會迷信了。中國學者對西方的迷信,同時也恰恰是對西方研究還不夠深、不夠透、不夠細的表現,盡管他們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3月31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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