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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論證】唐代的政治傳播體系建設與國家整合

      政治傳播研究 2021-10-27 06:18:13

      ? ? ? ?本研究采用歷史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以傳播學的視角,集中探討了唐代中央為了促進國家整合所進行的政治傳播體系建設活動。研究表明,在國家傳播機制的設置上:唐代“三省一臺”在政治信息傳播方面協同合作,形成了唐代帝王與群僚百司、京府諸司與地方州府進行政治信息聯通的有效傳播網;“投匭”制度的設置,為基層信息由下至上傳遞提供了新的靈活渠道。在統治者的政治傳播實踐上,唐初統治者積極致力于“求諫”和“納諫”以促進帝王與官僚集團的信息互動;同時又多次頒布《誡表疏不實詔》等詔令以革新官書文風,促進上下溝通。另一方面,為了整合王畿和地方社會,唐代積極建設以“官驛”為核心的官書傳遞系統,并通過“朝集使”等制度維護中央對地方社會的權威。這些舉措為促進“王畿—地方”的政治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有利于國家主導性規范在地方社會的推廣,既是唐代中國促成制度和結構層面“大一統”的基礎性條件,又很大程度上為“大一統”中國的建構開拓了新的想象空間。


      前大眾傳播時代,帝國權力對社會的組織管理成為早期政治傳播活動的雛形,傳播技術的相對落后,使得以官書、驛馬為主導性媒介和渠道的政治傳播活動成為了古代君主國家強化認同的有效手段之一。唐代是中國在結束魏晉南北朝三百余年離亂之后重新統一和復興的時期,即是西方東亞史學家所稱的“中華第二帝國”的核心階段。不論是在中國歷史的時間縱軸上,還是在中古世界的空間水平坐標上,此時的中國在政治結構、社會組織以及文教水平上都崛起一個新高度。這種物質上的統一和復興,首先應該來自于唐初中央致力于帝國政治傳播體系建設所帶來的行政集團內部關系的和諧和行政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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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傳播體系建設與行政體系內部的關系整合


        統治集團內部有效的信息互動,有利于提高行政體系的運行效率,亦能促進組織文化的共享和維持,對統治集團內的關系整合和凝聚力提升發揮著積極作用。社會集團“并不是界限導向和水平式的,而是向心而階層式的”。[1]唐帝國時代的中國,其社會結構也具有類似向心層級式特征;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給社會向心結構以穩固的內核,為國家認同建構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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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革新官書文風,促進上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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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由盛轉衰,繼之以李唐立國,前后不過數十年。楊隋在政治傳播上的疏失必給李唐帝君以警示,故李唐在立國之初,高祖“思革前弊,念茲在茲?!姇鹣?,日有百數。一言一事,靡不覽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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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唐初官吏上疏陳文之風氣,多有沿襲隋末文書虛妄不實、諂媚贅言的弊端,故唐高祖武德元年發布了《誡表疏不實詔》,曰“四方州鎮,習俗未懲,表疏因循,尚多虛誕,申請賊盜,不肯直陳。言論疾苦,每虧實錄。妄引哲王,深相佞媚,矯讬符瑞,極筆阿諛,亂語細書,動盈數紙,……,表奏如是,稽疑處斷,不知此者,謂我何哉。宜頒遠近,知朕至意?!?/span>[3]觀此詔令,其明確地傳播了唐中央在政治傳播上的主導性理念,即為了保證政治信息傳播的有效性,提高中央機構的行政效率,官方文書務求:(1針對民情國事、明確觀點;(2篇幅精簡,切莫“亂語細書,動盈數紙”;(3不可虛語逢迎,忌“妄引哲王,深相佞媚,矯讬符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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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唐初官僚集團內部的組織關系亦受到隋煬帝一朝遺弊的影響,官僚體系人情浮薄。如唐武德元年所頒之《令內外官人相存問詔》所言“自隋氏馭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之心,下無和暢之志。遂使朋友游好,慶吊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至乃里闬相接,致胡越之乖。艱棘在身,忘救恤之義?!贬槍Υ吮锥?,唐高祖始有革新組織風氣、促進團結和睦之意,故頒《令內外官人相存問詔》誡諭百官“凡厥庶僚,咸使輯睦。君臣之際,期于無隱?!越褚押?,內外官人,須相存問,勿致疑阻。有遇疾疹,遞加訴候。營救醫療,知其增損?!箘t上下交泰,品物咸亨,惠政所加,達于四方。布告天下,咸知朕意?!?/span>[4]按此詔令,唐高祖詔認為,統治集團內部應該以存問、交遊、慰省等日?;顒酉录?、增進情誼、提升信任;惟有基于這種良性的組織關系,唐帝國的核心權力集團才能實現“品物咸亨,惠政所加,達于四方”的政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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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祖所提出的官書諫言應直陳實錄、篇幅精簡,君臣群僚應上下交泰、輯睦無隱等政治傳播觀念,上革隋朝言路遺弊,下啟太宗納諫之風。從政治傳播思想的導向作用看,實起到了承前啟后之作用。觀之于唐太宗時期,上下言路大開,其君臣間良性的溝通互動和關系結構,則不可不歸功于高祖致力于政治傳播改革的鋪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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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求諫”和“納諫”唐初帝王與官僚集團的信息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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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議唐太宗曰“唐太宗不過中材。論其恭儉之德,及憂深思遠之資,實尚不如宋文帝,更無論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無論宋武帝、陳武帝;然其能承隋末亂亡而致貞觀之治,其過人之處,實在于其能夠在統治集團形成一個宰相參與平章國計、諫臣從旁鯁議執論、君王導人使諫的良性互動的政治意見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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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觀初年,太宗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諫。[6]《貞觀政要》載,唐太宗朝容莊重威儀,百官常為之慌張拘束而不敢直言應上;太宗得知后,則總是和顏悅色以導人從諫。[7]受到前朝為政疏失的影響,唐太宗對于政治信息的溝通非常重視,“求諫”成為了唐太宗為政時期的重要執政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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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求諫”,其一在于“兼聽”,即主張擴展信源渠道一方面,太宗非常重視諫官的作用。貞觀元年,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諫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span>[8]太宗以為甚是,即詔令自是諫官必須同隨宰相入禁內參與平章國事。另一方面,唐太宗為了彌補自身見識之有限性,非常重視與不同官員之間的對話溝通。貞觀初年,太宗“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物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9]。其二在于導人“諫諍”,即鼓勵官員執言執論,批判性地提出建設性意見。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茍過,遂無一言諫爭者,啟是道理?……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有妄有畏懼,知而寢默?!?/spa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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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諫”,首先,必須建立在傳授雙方彼此信任的基礎之上。對于君臣關系的維系和增進,唐太宗深諳君臣之間先義后利的道理。貞觀五年,太宗曰“耳目股肱,寄于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庇重懹^六年,太宗曰“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葹殡匏妓迨蠝缤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span>[11]與太宗以“君臣保全”來建構君臣之義,即是在觀念上將君臣關系由“我—他”關系重構為“我群”共同體。其次,“求諫”還必須以“納諫”作為保證。君王納諫,于群臣的進諫行為而言,本質上是一種積極的反饋模式,有利于刺激統治集團內部信息流的良性循環。太宗多以義利兼施的方式回饋諫言者所謂“義”的方面,即帝王對臣下的諫言予通過書面或口頭的方式對諫言者予以禮謝和表彰;所謂“利”的方面,則是帝王用恩賞物質利益的手段回報諫言者。如貞觀三年,太宗下書李大亮曰“卿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碗各一,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庇重懹^十七年,陳疏朝政得失,太宗特賜鐘乳一劑表彰高季輔,言“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sp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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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元十五年,太宗問魏“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中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能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過日。[13]以此觀之,雖然唐太宗積極求諫,然而在現實情況下唐中央亦存在言路不暢之處。究其原因,則在于魏徵所言之傳播者個體的差異性。至于唐太宗后期,則言路阻止更甚“諫皼空懸,逆耳之言罕進。謗木徒設,悸心之論無聞?!?/span>[14]故貞元二十年十二月,太宗復頒《令群臣直言詔》以通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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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唐中央以“三省一臺”為架構的政治傳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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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治傳播的角度觀察,中書省,是為帝王向下發布政令信息的編碼和發出機構;門下省,是為下層信息上遞至帝王的接收和解碼機構;尚書省,則為中央各司與地方州府進行政治信息交換的中轉遣發機構。御史臺本質上是唐中央基于信息收集和處理的政治糾察機構;御史臺所行之監司、督事、巡按之職責,比之于門下、中書作為國家政令出納之喉舌機關、尚書省作為國家政令施行之股肱部門,其角色則更近,似乎是國家行政系統有序運行的信息監控器和穩定調適儀。唐代“三省一臺”在政治信息傳播方面協同合作,形成了唐代帝王與群僚百司、京府諸司與地方州府的政治傳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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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書省,由中書令掌領,“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從傳播學看,中書省是帝王政令的編碼和發出部門。一方面,作為帝王詔敕的編碼機構,中書舍人掌領此職,“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其中,“一人知制誥,顓進畫,給食于政事堂,其余分屬制敕”[15]。后因中書事務繁復,亦因帝王重用學士,翰林院遂逐漸演化成為掌管制詔書敕之所;另一方面,作為王命向下傳播的中轉機構,中書省的職責在于對帝王向下傳遞的政治信息進行審核勘對帝王下達之政令,按其內容和重要程度可分為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敕、敕旨、論事敕書以及敕牒七種[16],中書令“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17]?!短茣份d,武德三年,高祖因所發敕令中書省未按時宣行而責問其緣由,內史令蕭瑜對曰“比每授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于此?!庇执构叭?,鳳閣侍郎劉袆之竊與人言反對則天臨朝稱制,肅州刺史“王本立宣敕示袆之,袆之曰‘不經鳳閣鸞臺宣過,何名為敕’是時中書省名鳳閣[18]??梢?,中書省作為帝王書敕向下傳播的中介機構,其所行使的“宣署申覆”職能對于保證王命的正當性和權威性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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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下省,以侍中為最高長官,“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專判省事”。從傳播學的角度看,首先,門下省作為“下之通上”的信息接收和解碼機構,其職能在于對下級上遞文書進行審核和校正下級百司上呈之奏抄、奏彈、露布、議、表、狀凡六種制式的文書,“自露布以上乃審;其余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侍中所審核之文書露布以上,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將進行詳細復核“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矯正違失。詔敕不便者,涂竄而奏還,謂之‘涂歸’。季終,奏矯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其次,作為帝王政命的對外傳播機構,門下侍中承擔著帝王下達政命的前導性和儀式性的宣布職能“四夷朝見,則承詔勞問。臨軒命使冊皇后、皇太子,則承詔降宣命?!l驛遣使,則給魚符”。第三,門下省之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其職責在于“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由此觀之,門下省的政治傳播職能還在于通過諷諫、顧問等形式與帝王進行信息溝通,進而對帝王決策產生影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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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書省,亦唐沿隋制所設,為中央政令的執行機關。下屬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故國家之官吏、戶籍、祭祀等諸般事宜皆屬其所司隸,所謂“庶務皆會決焉”是也。尚書省由尚書令正二品統領百官,然由于唐太宗曾為尚書令,百官皆不敢當領此職,故由仆射為尚書省長官。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尚書省所涉之政治信息傳播的書面載體,凡上情下達,皇帝所用的有“制”“敕”“冊”,皇太子所用之為“令”,親王、公主之所用稱為“教”,上一級行政層級向下一級傳播政治信息的文書制式曰“符”,如省下文于州,州下書于縣等;凡地方下情上傳至中央的政治文書,則有六種制式,即為“表”“狀”“牋”“啓”“辭”“牒”;政府各部門之間的信息互通,則文書制式有三,即為“關”“刺”“移”。[20]按《唐會要·尚書省》記載“京府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府,必由都省以遣之?!?/span>[21]《新唐書·百官志》又言“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凡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能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府宣告之節,以歲終為斷?!?/span>[22]從政治傳播的功能看,尚書省既是京府諸司向地方州府下達各類政治文書、“諸司相質”文書往來的中介遣發機構,亦負責統計中央政令下達和地方計奏上傳的年終數目———實為國家中央與地方政令信息往來的“喉舌”機關,誠如唐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所云“周有六卿,分掌國柄,各率其屬,以宣王化。今之尚書省,即六官之位也。古稱會府。實曰政源。庶務所歸,比于喉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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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帝國中央的耳目之司,是為御史臺。就促進中央政治系統的整合而言,御史臺的職能在于對京府諸司的運轉進行監測和糾舉。御史臺之臺院,由侍御史掌理,主要負責“糾舉百僚及入閣承詔,知推、彈、雜事”。唐朝將京畿諸司和諸州分為東、西,侍御史中由一人“知西推、臟贖、三司受事,號副端”;另有一人負責知東推、理“匭”等所謂“推”,即推按的意思。[24]侍御史通過推按諸司行政和理“匭”,為權力核心持續性地收集和上報來自于權力結構次中心和外圈層的運行信息,若發現百官有失范的情況則糾舉之。御史臺之察院由監察御史掌理,“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蒞焉”。[25]對比侍御史的監司之責,監察御史的工作在于“督事”,即監督按察各部門斷事的規范性不論是戰事告捷后對戰利品信息的統計,還是對財政上的屯田、鑄幣等事宜的開展,亦或是官司的審決,都須由監察御史參與和推按,并將相關信息上報君王。另一方面,監察御史的工作還在于“巡按”,即巡行按察州縣。如“十道巡按”,其內容包括“察官人善惡”“察戶口流散”“察農桑不勤”“察妖滑賊盜”“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26]。作為“耳目”要司,御史臺觸角的多向延伸,體現了唐代國家政權核心對國家次中心、地方權力機構以及基層社會秩序進行控制和維持的渴望一方面,通過持續性收集、糾舉京師諸府的日常行政信息以糾正中央行政體系中的運行失范;另一方面,則通過不定期地收集地方政情風俗,促進主導性規范在基層社會的推廣與維持,進而得以宣慰地方、疏導基層矛盾,維持中央對地方社會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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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匭”唐中央促進下情上達的側面進狀制度

        

        所謂“投匭”,即唐中央為了防止下情上達之漏塞而設置的側面進狀制度。垂拱二年武后始議設“匭”。是時,魚寶宗上書請置四色銅匭于朝堂四方以接收各方上書,東方列青匭,謂“延恩”,“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南方置丹匭,謂“招諫”,“論時政得失者投之”;西方放白匭,謂“申怨”,“陳抑屈者投之”;北方設黑匭,謂“通玄”,“告天文、祕謀者投之”《唐會要》載北方置元匭,有能告以智謀者投之);后四匭合而為一。[27]知匭使和理匭使主責“匭事”每日所有投書由知匭使負責日暮進呈。[28]知匭使,始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任”,寶應元年改為由中書門下擇清廉官員一人充任,建中二年又改為由諫議大夫一人擔任;理匭使,始“由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任”,寶應元年改為由給事中、中書舍人擔任,建中二年又改為由御史中丞出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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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元三年,太玄宗頒《聽百寮進狀及廷爭敕》曰“恐人有不或未安,政有不便,乃令外司置匭,聽側面進狀,封章論事,靡所不達?!?/span>[30]按《唐會要·匭》載,“大歷十四年,理匭使崔造奏‘亡官失職、婚田兩兢、追理財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后省司。省司不理,然后三司。三司不理然后合報投匭進狀’”。[31]又唐開成五年四月敕曰“匭函所設,貴達下情?!瓕嵏对┣兴静粸樯昝髡?,任投匭進狀。所由畫時引進,其余并不在投匭之限?!?/span>[32]由此觀之,投匭制度所轄之訴狀范圍囊括了關于基層社會的所積滯之各類矛盾及冤枉之信息,所謂“靡所不達”、“任投匭進狀”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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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舊例,投匭之進狀及書策文章皆備副本,應先呈匭使檢驗副本,以取舍是否能被遞進。大歷十二年十二月敕曰“理匭使擔任投匭人投奏表于匭中,依進來,不須勘責副本。并妄有盤問,及方便止遏?!庇珠_成三年八月,諫議大夫知匭使李中敏奏曰“臣以為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申于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以后,所有進狀及封章,臣等但為引進,取舍可否,斷自中旨?!?/span>[33]唐中央兩度廢除匭使驗副本的決定,表明了唐中央對投匭制度所寄予的暢通下情上達渠道的政治意圖。


      唐中央與地方行政系統的信息互動與“中央—地方”關系整合


      1)“驛”為基礎的傳播渠道建設


        《尚書·旅獒》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span>[34]交通建設與強化權力整合之間的關系,早在周朝就已經為統治者所深諳。后世王朝都有類似的大興交通建設的舉措。秦始皇修馳道以通九原;漢武帝時通道西南夷,又通道至西域,“自敦煌西至鹽城羅布泊,往往起亭[35]?!对涂たh圖志》記隋修大運河言“公家漕運,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后代實受其利焉?!?/span>[36]至于唐代,“大抵唐代交通以長安、洛陽大道為樞軸,汴州今開封、歧州今鳳翔為樞軸兩端之延伸點,由此兩軸端四都市向四方輻射發展,而以全國諸大都市為區域發展之核心[37]。在媒介技術尚處蒙昧期的前大眾傳播時代,區域社會的聯系大大依賴于交通渠道和郵政系統的建設,這為地處遠東的“中國”在相對封閉的地理條件下獲得了較為開放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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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官驛建設而言,唐代交通“凡三十里有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險阻無水草鎮戍者,視路要隙置官馬。水驛有舟。[38]水驛船數自兩支至四支,陸驛馬數自八匹至七十五匹,……驛距疏密無定準,交通繁忙大道或不到三十里,而邊遠地區,有疏距八十里以上者,平均距離在四十里以上,則全國驛道逾六萬五千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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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驛配套制度方面,按照《新唐書·百官志》所述,唐代車乘、傳驛的牧馬之籍均由兵部之駕部郎中、員外郎司領,按照官員品次高低而給馬數量各有差“凡給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匹、五品四匹,……;給傳乘zhuan sheng,轉乘他車者,一品十馬,二品九馬,三品八馬,四品、五品四馬……;三品敕召者給四馬,五品三馬,六品以下有差。”于蕃邦入朝者,其乘驛之事則由禮部的主客郎中負責,具體規定,“乘傳馬拉的車者日四驛,乘驛馬騎者六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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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對于官驛的使用具有嚴格的審核和限定機制,其中“傳符”為官驛使用資格之有效憑證?!杜f唐書》云“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令”;“若發驛遣使,門下侍中則給其傳符,以通天下之信”。[41]“其傳符,通用紙劵,乘驛使人所至之處,事雖未訖,且納所司,事了欲還,然后更請,至門下送輸?!?/span>[42]《新唐書·車服志》云“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發驛、封符及封魚函用之?!?/span>[43]為了保證“傳驛”的時效性和準確性,唐朝更以法令予以了明文限定,《唐律疏議》“驛使稽程”條,疏議曰“量事緩急,注驛數于符契上。據此驛數,以為行程?;诵谐?,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兩年?!薄绑A使以書寄人”條云,“諸驛使無故以書寄行人之及受寄者,徒一年。若置稽程,以行人為首,驛使為從”;“文書不依題署”條云“諸驛使受書,不依題署,誤詣他所者,隨所稽留,以行書稽程論減二等。若由題署者誤,坐其題署者?!?/span>[44]唐開元中期始,官方為了強化對傳驛系統的管理,更以御史臺為依托,啟動了對傳驛、驛館的巡查機制,《新唐書·百官志》載“初,開元中,十道巡按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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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云“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span>[46]當時驛馬交通之快捷,也必然與國家對于傳驛系統的嚴格管理有莫大之關系。以私驛而言,民間置有客舍、寺廟以供私人行外出之便,《通典·卷七》云開元十三年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千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兵刃。[47]觀唐世民間交通之活絡,則可見當時國內社會溝通互動之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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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朝集使“地方—中央”的儀式傳播和信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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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治通鑒》云“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亦謂之考使?!?/span>[48]朝集使制度的重要內容在于“朝貢”,即“入貢”和“入朝”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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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貢”的象征意義更遠大于貢物的實物本身[49]?!敦懹^政要·論貢賦》云“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span>[50]從儀式傳播的角度看,其一,“朝集使”制度下本質上就是地方權力以向中央政權貢獻土物的形式,承認和維護中央對于地方權威的特殊政治儀式,是國家政權統一、地方社會安順的重要象征,所謂“所寶惟賢,則爾人安”。[51]如《舊唐書·德宗本紀》云建中元年十一月辛酉朔,朝集使及貢使見于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州府不上計、內外不朝會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復舊制。州府朝集者一百七十三人,詔每令分番二人待詔。[52]其二,中央政權為了維持和強化來自地方的政治認同,往往會在具有濃厚政治文化意義的場所明堂和場合拜謁先圣進行各種政治儀式,以從信念層面向地方政治代表推廣一種以中央集權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如《新唐書·儒學中》云“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講時令,布政事、四方朝集使皆列于廷”;《新唐書·選舉制》云玄宗開元五年,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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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朝”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述職”與“考績”?!渡袝に吹洹吩?/span>“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逼渲?,“敷奏以言”即職官述職,“明試以功”即君王對諸侯職官的考績,“車服以庸”乃是君王對職官的表彰。[54]《新唐書·柳芳列》云“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盛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棐,集于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span>[55]《舊唐書·本紀七》云“詔九品以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span>[56]《舊唐書·本紀八》云“癸酉,令朝集使各舉所部孝悌文武,集于泰山之下?!?/span>[57]《新唐書·食貨志》云“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span>[58]從信息傳遞的角度看,一方面,朝集使的作用在于將基層有價值的政治、民生信息向上匯報,主要包括上陳地方政教得失以考核業績、賞善罰惡,向上舉薦賢良方正之人,以表彰典型、收集人才;另一方面,朝集使的作用還在于作為地方代表,通過陳疏地方民情,參與中央對于地方食貨、戶籍等政策的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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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中國古典政治認同的來源,除了王權在文化上的正統性,還在于其對基礎農業社會的管理能力。從政治傳播的角度看,最基本的一點就是王朝對于所主張的政策制度的傳播和內化能力。戶口和賦稅制度的推廣效果關系著農業帝國持續穩定的財政收入;賦役和兵制的推廣效果,則關系著中原帝國國家安全的至高利益。而帝國這些主導性制度規范的推廣,則取決于政治傳統系統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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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中央機構的政治傳播效率和各部門的溝通質量,大大提高了帝國核心機構的行政效力和效率,成為了國家中央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的重要引擎。在國家傳播機制的建設上,唐代“三省一臺”在政治信息傳播方面協同合作,形成了“投匭”制度,為基層信息由下至上傳遞提供了新的靈活渠道。在統治者的政治傳播實踐上,唐統治者非常注重君臣之間的信息互動效率和傳播關系改善。在提升王畿與地方的政治互動能力方面,唐代致力于通過驛馬馳道建設和“朝集使”制度促進中央與地方的政治信息互動和文化共享。這些舉措為促進“王畿——地方”的整合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想象的空間,既是唐代中國在制度和結構層面實現“大一統”的基礎性條件,又很大程度上為中國“大一統”的觀念建構開拓了新的認知維度。


      注釋: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4頁。

      [2][3][4][14](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69、569、569、536頁。

      [5]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頁。

      [6][7][8][9][10][11][12][13](唐)吳兢:《貞觀政要》駢宇騫譯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5、95、96、26、31、34、37、123、128、106頁。

      [15][17][19][20][22][24][25][26][27][29][38][40][43][45][53][55][58](宋)歐陽修《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211、1210、12051207、11841185、1185、1237、1239、1240、12061207、12061207、1198、1198、1196、525、1240、5672、1164、45374538、1345頁。

      [16]冊書,即為立后、封王、臨宣策命時使用;制書,即為大行賞罰、授大官爵、赦免降恩使用;慰勞制書,即在褒獎和勉勵賢良之士、勤勞之人時使用;發敕,即在州縣廢置、官員增減、發兵、除官、授六品以下官爵、發流放以下罪,以及使用一定程度的庫務錢糧時則用之;敕旨,即為百司奏請被采用施行時使用;論事敕書,則用于誡約、慰諭臣下;敕牒,則用于不易典制、隨事承制。(()王傅:《唐會要》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925926頁。)

      [18][21][25][28][31][33](宋)王傅《唐會要》,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925927、984、986、956、957、957、958頁。

      [30](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36頁。

      [32](清)董誥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34][49][51][54](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線裝書局2007年版,第524、524、524、425頁。

      [35][36][37][39]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41][52][56][57](后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847、1843、327、137、188頁。

      [42][44]丘純之點校:《唐律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72175頁。

      [46]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24頁。

      [47](唐)杜佑撰《通典》,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云,謝方點校,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52頁。

      [48]?(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胡三省音注,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205頁。

      [50]?(唐)吳兢撰《貞觀政要》,駢宇騫注釋,中華書局2011年版。

      本文作者:陳雅莉(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講師);張昆(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現代傳播》2016年第10期

      本期責編:李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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