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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山西重商風尚與節孝婦女的出現

      行走山西 2021-10-26 13:35:12


      在有關古代商業發展與婦女問題的研究成


      果中,學者們已對中國近世社會商人婦的社會功能與命運、明清徽州府商人婦“節烈風氣”的種種表現及其社會背景等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討,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注: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致元:《明清徽州婦女節烈風氣探討》,見《"95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174頁等。)同時,《晉商興衰史》、《山西通史》等著作也對明清時期山西社會風尚、山西近代人口及婚姻家庭等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說明。(注: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喬志強主編《山西通史》,中華書局1997年版。)但一些重要的問題,如清代山西列女問題的總體狀況、重商風尚與列女出現的關系、重商社會中婦女面臨怎樣的生活困境以及在山西商業發展中廣大婦女所起到的作用等等還沒有深入的討論,本文擬就上述問題作些探討。



      一、山西方志中列女傳資料的總體分析清代各地方志中的《列女傳》資料十分豐富。在筆者翻閱過的百余部清代山西方志(包括總志與各州縣志)中,絕大部分都有《列女傳》內容。其中光緒《山西通志》卷一六五至一八四《列女錄》集各地方志資料之大成,考訂精核,體例完備,為我們了解清代山西列女的總體狀況提供了便利與較可靠的依據。(注:[清]王軒等纂修,《山西通志》,中華書局1990年標點本。)


      《山西通志·列女錄》將收錄的“列女”分為四大類,即宮闈、節孝、貞烈、賢淑。除宮闈人物外,“賢淑”類列女的數量也十分有限,全省只有百余人,自然難以較全面地反映實際情況,另外,一些“列女”產生于非常事件之中,如“貞烈”類傳記中有不少是在所謂“姜xi?。睿纾愧僦畞y”、“捻匪”攻略之時自盡身亡而受到官府旌表的婦女。這類“列女”也很難反映出其他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方志中收錄數量最多,而且出現于和平時期的列女便主要是所謂“節孝”類列女。以太原府、平陽府、蒲州三地為例,三地合計所收節孝類列女達14628名。筆者以為,節孝類列女(下簡稱節孝婦女)資料是《列女錄》中最具代表意義與研究價值的部分。下表是根據光緒《山西通志》卷一六五至一七八《列女錄》所載山西19府州列女人數統計與排序的情況。
       
        從上述表中可以看出,清代山西方志中節孝婦女資料有兩大特征:數量龐大,分布不均衡。明清徽州地區曾有“烈節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注:見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二“鏡中寄”,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原刊本。)的說法,據研究者統計,僅歙縣一邑受到旌表與未受旌表的列女達8606人之多(注:參見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第5章《商人與社區》第1節《商人與婦女》,第140-159頁。)。就單個縣邑范圍而言,山西各地列女數難以與徽州并肩。但山西一些地區的總體數量已相當可觀。如平陽府,清代受到旌表的節孝類列女人數就達6786人,如再加上貞烈類與賢淑類,數量就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平陽府也不是絕無僅有的特例,絳州、汾州、太原府、澤州等府州的烈女數也都在四五千人以上。全省除歸綏道外,節孝類列女人數高達44680人,數量是相當龐大的。


      封建時代“列女”的特征在于其卓犖出群的品行,因此清朝各地官府選定與旌表“列女”的主要根據是有目共睹的、業已存在的事實,其標準不可能存在明顯的區域性差異。然而,方志記載中各地出現的“節孝”婦女數量卻存在較明顯的差異。如府州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如平陽府比太原府多出2185人,接近太原府總數的1/2。絳州的節孝列女數量更接近大同府總數的3倍。就山西全省而言,南北差異對比明顯,以太原府為界,節孝婦女數較高的府州大多集中在南部。如排名前三位的平陽府、絳州及汾州府均在省城以南。如將南部各府州(包括平陽府、蒲州府、解州、潞安府、澤州府、汾州府、絳州、隰州、霍州、遼州、沁州等)所占百分比相加,南部府州節孝婦女總數占全省總數的72.02%,接近3/4。如果除去太原府,北部各府州節孝婦女人數不及總數的五分之一。


      “節孝”婦女既然客觀產生于現實人群之中,那么,一個地區出現的多少自然與該地區的人口狀況密切相關,一般來說,某地區人口基數大,產生節孝婦女的數量相對就大一些。但我們也看到,人口統計數據與節孝婦女數字存在著明顯的偏差,也就是說列女數量與人口數量并不存在直接的對應關系,節孝婦女數量最多的府州并不是人口數量最多的區域(參見表2)。據嘉慶二十五年(1820)山西各府州戶口數字,上述南部各府州的戶口數占全省總數的63.20%。與南部節孝婦女數量所占比例72.02%相對照,存在較大的差距。戶口數量排在第11名的朔平府,列女數量卻在第19位(即最后一位)。節孝婦女數量最多的平陽府,戶口總數卻列在第4位,而太原府卻正好相反。又如絳州節孝婦女數為大同府的3倍,而戶口數僅多出1/3(注:參見張正明、趙云旗編《山西歷代人口統計》(上冊)第7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梢?,單純從戶口數字及統計角度無法圓滿解析列女出現的區域差異問題。


      表2(注:表中戶口數量引自《山西歷代人口統計》(上冊),第70頁。)
        序號列女數量排名嘉慶二十五年人口密度嘉慶二十五年戶口
        十二名的府州排名前十二名的府州數量排名前十二位
        的府州
        1平陽府蒲州府太原府
        2絳州解州汾州府
        3汾州府絳州蒲州府
        4太原府太原府平陽府
        5澤州府汾州府絳州
        6解州霍州潞安府
        7蒲州府平陽府澤州府 8潞安府潞安府解州
        9代州澤州大同府
        10大同府平定州平定州
        11平定州忻州朔平府
        12忻州代州代州


      二、重商風尚與節孝婦女的出現


      既然人口統計無法圓滿解釋節孝婦女數量區域差異問題,那么,我們就必須從與之相關的其他方面尋找原因。眾所周知,有清一代,商人勢力的鼎盛為山西社會經濟發展最重要特征之一,晉商與徽商為明清時期最負盛名的兩大地域性商業集團。當時山西境內人口繁庶的殷富之區多為豪商大賈聚集之地。清代山西籍著名學者徐繼shē@②曾指出:“晉俗以商賈為重。太原以南,所稱饒沃之數大縣,及關北之忻州,皆服賈于京畿、三江、兩湖、嶺表、東西北三口。致富在他鄉,不資地力?!保ㄗⅲ簠⒁娦炖^shē@②:《五臺新志·生計篇》,《徐繼shē@②集》,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年版。)康基田《晉乘sōu@③略》也稱“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注:見《晉乘sōu@③略》卷二,嘉慶十六年刊本。)。也就是說,就經商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山西境內也是南勝于北。與方志資料相印證,我們不難發現,列女數量名列前茅的府州無一例外都是清代山西境內經商風氣特別濃厚、商人數量相對較多的區域。


      如平陽府。明人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指出:“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保ㄗⅲ阂姟稄V志繹》卷三《江北四省》,中華書局1981年。)說明早在明代,平陽地區的巨商勢力已為天下士人所矚目。進入清朝以后,該地區依然保持著熾烈的重商風尚,出外經商的人數相當可觀。如襄陵縣(今臨汾市西南)“邑人多服賈于甘肅、寧夏,南京、北京等處次之”(注:《襄陵縣志》卷五“生業”,民國十二年刊本。)。民國《浮山縣志》卷三二《風俗》稱:“迨自明徂今,兵革偃息,盜賊藏匿,道路以通,商賈以興,往來hú@④口于齊、魯、燕、趙、宋、衛、中山間者十之五六,人民漸有起色?!庇智挚h人早以經商聞名,“土狹人滿,每挾資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間,雖山陬海shì@⑤皆有邑人?!薄袄?,趨之若鶩,服賈而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則固土狹人滿,恒產不贍之所致也?!保ㄗⅲ骸独m修曲沃縣志》卷一九《風俗志》,光緒六年刊本。)


      絳州也很早以商業發達著稱?!俺鞘兄駸o寸田,多貿易,盈難而虛速。鄉民務耕織,懸崖疇徑,茍可種,無閑曠。抱布貿易,殆無虛日,土狹而瘠使然也?!保ㄗⅲ骸缎陆{縣志》卷三《禮俗略》引舊志,民國十八年刊本。)楊兆泰在民國《新絳縣志》中對當時縣民經商情況作了簡要說明:“絳人性質和平,故營商亦其所長。除在本地約占全縣人十分之二外,尚有經商于陜西、甘肅、河南及北京各地而自成一團體者。如西北鄉人多在陜、甘兩省,其數約在千人上下;南鄉人多在北京,東鄉人多在河南,亦各數百人不等?!保ㄗⅲ骸缎陆{縣志》卷三《生業略》。)民國《聞喜縣志》卷六“生業”稱:“邑最富庶在清道光初,至咸同而富稍減矣。非富以農,富以商也……男子十三四萬竭地力不足糊口,遠服賈者二三萬人,歲入贍家金至四五十萬?!狈谥莞?,趙喬年《風俗利弊說》曾評論當地風尚道:“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鶩?!保ㄗⅲ骸斗谥莞尽肪矶峨s識》引,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嘉慶《介休縣志》卷四“戶口”稱:“介邑土狹人滿,多挾貲走四方,山陬海shì@⑤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br>


      太原府商業大縣首推太谷。乾隆《太谷縣志》卷三“風俗”稱:“陽邑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于此焉?!蓖巍队艽慰h志》卷七“風俗”稱:當地“服賈者十之三四?!庇中鞙峡h(今清徐縣東)“地多沙堿,差繁賦重,貧民皆習逐末,夙號沖疲不虛也?!保ㄗⅲ骸缎鞙峡h志》卷五“風俗”,光緒七年刊本。)節孝婦女問題,究其本質,是婚姻家庭問題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節孝”列女之所以受到旌表,是因為具備了“節孝”的美德。筆者所強調的“節孝婦女”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在喪偶或丈夫離家久久不歸的情況下,能夠矢守名節,不再改嫁,維持家計,孝養公婆(注:根據這一特征,本文所論節孝婦女并不僅限于文獻中“節孝”類列女,許多“賢淑”及“貞烈”類列女也可納入“節孝婦女”的范疇。)。如果我們排除山西各地人均壽命水平及自然死亡率異常的因素外,可以肯定,這些節孝婦女的節孝行為與她們丈夫的行止存在著直接的關聯。重商風尚使成千上萬的山西男子走出家門,足跡遍及全國大部分地區,這必然會影響到他們的婚姻家庭生活。關于山西人經商活動對其婚姻家庭的影響,清代學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一段十分扼要的描述: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蛎惧縿?,或事故縈牽,一二十載不得歸,甚或金盡裘敝,恥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注:《閱微草堂筆記》卷二三《灤陽續錄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其實,紀昀并沒有指出與我們的討論關系更加密切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就是在這種“常例”下廣大山西婦女面對著怎樣的現實。絕大多數的山西婦女是不可能跟隨丈夫一起出外經商的,可以說,婚姻的開始也就意味著夫妻兩地分居生活的開始,從此,在以后的漫長歲月里,分居成為婚姻生活的常態,而團圓只是短暫的片斷。妻子事實上獨力承擔起贍養老人、撫養后代的家庭重任,直到丈夫年邁退休回家。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重商風尚對社會生活影響最深最重之處正是商人自身的婚姻家庭。


      現存山西方志中大量的《列女傳》資料正好印證了紀昀的記述。這些資料深切而生動地揭示出山西商人家庭生活的真實情形,從多方面反映出廣大婦女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歸納而言,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山西人出外經商的普及化與職業化,導致婚姻生活的異常。在清代山西許多地區,經商是當地人提高自身經濟地位的惟一途徑。為此,廣大山西家庭都豪不猶豫地把自己子弟送上貿易之途。民國《臨晉縣志》卷四《生業略》稱:“民國紀元前,臨民經商陜省者常萬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無余丁及質地魯鈍者外,余悉遣赴陜省習商?!痹谶@種情形下,新婚即離別,就成為廣大商人家庭生活的常態。燕爾新婚就離家遠行,實為人情之難,但廣大山西商人卻義無反顧,而他們的妻子從此也開始了孤守的生活。這樣的事例在《列女傳》中俯拾即是。如民國《聞喜縣志》卷一八《列女傳》就有:1.葉氏,任玉耀妻,于歸甫十日,夫出外,三年無音耗,后聞病歿。2.葉氏,李步豐妻,年十八于歸。甫數月,夫出貿易,遂歿于外。3.程氏,葉玉堂妻,年十八于歸。甫十日,夫即外出,越二載,夫以病歸,抵家不數日,卒。4.郭氏,宋三畏妻,年十七于歸。甫半月,夫貿販金川(今陜西安康),音書杳絕。5.魯氏,衛述瑗妻,十七而嫁,二旬而夫遠賈,遂歿于外。在這些事例中,新婚相聚時間從十日到數月不等,應有普遍的代表性。更有甚者,民國《襄陵縣志》卷一四“節烈”載:李氏,南關南社胡慶云之妻,年十七歲出閨。未及三日,夫赴漢中貿易,染病而故。


      其次,種種變故與風險,造成為數眾多的山西商人出外不歸。所謂變故與風險主要源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于客觀環境,一是取決于主觀意念。在交通運輸狀況相當原始落后、醫療衛生條件非常簡陋惡劣的封建時代,出外經營者無疑將會遇到種種難以逆料的風險,山西商人也不例外。長途跋涉的困苦、異地他鄉的水土不服、響馬劫匪的侵害、貪官污吏的敲剝等等,種種磨難都為山西商人生命財產的安全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只有那些智力與體力相對出色的幸運者才有可能躲過種種劫難,而許許多多不走運的山西人卻為災難所吞沒。他們非但沒有實現擺脫貧困的夢想,反而倒在了羈旅之途,魂斷異鄉,較早地付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眾多事例證明,大多數山西“節孝”婦女的丈夫正是這樣的不走運者。另外,經營成功是山西人返鄉的必要條件,經營失敗的山西人自然無顏去面對家鄉父老與妻兒,再加上久居異地他鄉的種種羈絆,都會使不少山西商人不愿再回到故鄉。山西方志《孝友傳》或《孝義傳》中常常有“千里尋父”的事跡,也說明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注:參見《臨汾縣志》卷三《鄉賢錄上》中田樹楷、李國宗、景發才等人事跡,民國二十二年刊本。)。所以,“出外不歸”也有兩種情形,即事實上的死亡,以及不能或不愿回鄉。


      第三,在丈夫出外后,很多山西婦女依靠自己的雙手,孝養公婆,撫養子女,維持著十分艱苦的生活。多數山西人出外經商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經濟窘困無法養家,而一旦出外久久不歸,則更使妻兒的生活雪上加霜。徐溝縣人樊好智服賈遠方,其妻呂氏奉侍翁姑,“縫紉以給衣食”。在婆婆去世后,繼續孝養公公,公公年逾九十而終。而在這期間,樊好智經商屢屢虧折,根本無力寄錢養家。因此,公婆入葬時所用棺槨衣物,都是靠呂氏紡織而得。(注:《山西通志》卷一六六《列女錄五》,中華書局1983年版。)太原人王永魁在大同經商,娶當地人張氏為妻。王永魁去世后,張氏遺腹生子,來到太原,當時“家徒四壁,翁衰老,無以hú@④口”。正在極度困窘之時,張氏發現鄰婦織席為業,十分高興:“此足以養親育子矣!”于是誠懇地上門學習。后來,賴此技藝,安葬公公,撫養孤兒,家道漸至小康。(注:《山西通志》卷一六五《列女錄四》。)與其他山西婦女相比,張氏還是較幸運的。如壺關縣人任加榮新婚后即赴遠方營商,其妻平氏“勤織紉以奉翁姑?!逼湮毯醚缈?,食資均為平氏織紉所得。而平氏還受到婆婆的虐待。任加榮后來染病而歸,喜怒無常,動輒打罵,平氏百般忍耐。任加榮去世后,家道愈落,公婆為逼迫平氏改嫁,虐遇有加。平氏曲意奉養,終老織紡不輟。(注:《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列女錄九》。)


      很多事例表明,許多受到旌表的“節孝”婦女并無法確定自己的丈夫是否在世,只是“黃鶴一去不復返”,出外的丈夫再無音訊,這些可憐的婦女只好守了一輩子“活寡”。這種矛盾與困惑也體現在光緒《山西通志·列女錄》所收“賢淑”類列女中。不少賢婦的丈夫同樣是出外不歸。如:1.裴挺妻徐氏,“挺攜子并出,父子俱客死塞外”。2.蕭全妻梁氏,“年二十三全出外,久絕音耗,家貧無子,氏資針黹養孀姑。繼聞夫客死于外”。3.馬殿妻王氏,“夫遠出不歸,獨居五十余年”。4.范全智妻郭氏,“于歸未一月,全智外出,二十余年無音問”。5.趙魁妻張氏,“魁貿易遠出,久無音問,孑居五十余年,紡織度日以終”。6.張法妻劉氏,“家貧,夫賈他方,事孀姑至孝”。7.原正祥妻秦氏,“歸逾年,祥以家貧出外,歷三十年無耗”(注:以上事例見光緒《山西通志》卷一八四《列女錄二三》。)。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對山西重商風尚與節孝婦女問題之間的關系有一個較明確的認識:重商風尚使大批山西男子離妻別子,遠走他鄉,廣大山西已婚婦女長期孤守家中,養老撫幼,艱苦支撐。大量分居家庭的出現成為當時山西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突出特征。經商活動的種種變故與風險使相當多的山西男子終生不歸,造成眾多的已婚婦女面臨嚴峻的再抉擇:或改嫁他人,或終生寡守,而后者就成為方志中“節孝”婦女的后備軍。越是重商風氣濃郁的地區,出外經商的人數也就越多,分居家庭的比例也就越高;出外經商人數越多,出外不歸的商人相應也就越多,最終造成寡居婦女的增多。


      當然,在封建時代,一位普通婦女能夠受到官府的旌表,往往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實際操作過程,并不是每一位有“節烈”行為的婦女都能受到旌獎。如有學者在研究明清徽州婦女問題時指出:“烈女能否得到旌表,也并不是機會均等與公平的,夫家的權力與財力起著不小的作用?!保ㄗⅲ阂娞屏π校骸渡倘伺c文化的雙重變奏》,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也就是說,富裕的商人家族可以出資為其族內婦女請旌,而窮困家庭卻無力向官府申請旌表。這自然會影響到方志中《列女傳》資料的準確性與公正性。但在山西節孝婦女問題上,這類人為因素并不能影響我們的結論。首先,對“節烈”行為的表彰都是對已有事實的追認,每一個地區受到旌表的婦女只占當地婦女的極少數,因而必然受到社會輿論的嚴格監督。富裕商人主動出資為“節烈”婦女請旌,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更增進了重商風尚與列女問題之間的關聯,而被旌表的婦女有“節烈”的行為,則是肯定的,財力的支持也只是使“節烈”行為得到充分的反映。許多節孝婦女在丈夫去世或不歸的情況下,生活陷于極度的困窘,她們正是以常人無法忍受的艱苦自守而得到公眾的肯定。其次,與徽州地區相比,清代山西各地的宗族勢力與宗法力量較為薄弱。大量事實證明,為數眾多的寡居婦女受到逼嫁的困擾,父母、公婆、親族大多“利其再嫁”,很難想像他們會主動出資請旌。


      三、如何理解與評價山西節孝婦女問題


      學者們對明清徽州地區節烈風氣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其中包括封建旌表制度的推動、宋明理學的影響、宗法制度與傳統習俗的束縛、當地社會經濟特征以及婦女社會經濟地位等等。(注:參見周致元《明清徽州婦女節烈風氣探討》一文。)與徽州地區相比較,山西節孝婦女問題突出的原因有相同點,如封建王朝的旌表制度與宋明理學的影響等,但也有不同之處。我們應從客觀現實環境出發來加以分析。首先,明清時期山西重商風尚的形成,從根本上講,是由嚴峻的生存環境所決定的?!稌x乘sōu@③略》的作者康基田曾指出:“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或數年不歸,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蓋其土之所有不能給半歲之食,不得不貿遷有無,取給他鄉?!保ㄗⅲ骸稌x乘sōu@③略》卷二,并參見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27-28頁。)眾多山西方志的記載也充分證明了康氏的說法。落后的社會生產力與貧瘠的自然環境決定了農業生產根本無法維持日益增長的人口,“土狹人滿”或“地瘠民貧”的客觀事實造成了當時人們無法回避的生存危機,而擺脫這種生存危機的惟一出路就是不資地力,出外謀生,當然主要是經商,也包括出外從事耕墾(如“走西口”)活動。不少豪商巨賈的成功事例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重商便在當地人心目中占據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由此也決定了商人在當地的社會地位。山西有舊諺云:“生子有才可經商,不羨七品空堂皇?!笔?、農、工、商四者的位置完全顛倒,經商遠在務農與科舉之上。有古詩云:“人生最苦是行商,拋妻棄子離故鄉”,但在這種“商賈居首”(注:清雍正帝語,見《朱批諭旨》十五函二冊《朱批劉於義奏折》,乾隆三年武英殿刊本。)的社會氛圍里,山西男子義無反顧地出外謀生,自在情理之中。


      其次,重商風尚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廣大山西婦女對丈夫出外經商的態度。既然經商受到人們的普遍推崇,那么,嫁與商人為妻,在當時應該是相當體面的婚姻,但必須忍受與孤燈相伴的獨居生活。獨守空房無疑為廣大商人婦帶來巨大的身心痛苦,而她們也明白,迫使其丈夫匆忙踏上貿易之途的是嚴峻的生活現實。在家務農不可能擺脫生活的窘困,不能簡單地斥責“商人重利輕別離”。一些較為豁達的山西婦女甚至主動規勸自己的丈夫出外經商。更為難得的是,不*女在自己丈夫去世之后,繼續鼓勵自己的后人出外經商。夏縣商人張可俊婚后就前往固原(今寧夏固原)從事貿易活動,不久,其妻劉氏生子繼先。而第二年,張可俊病死在陜西。劉氏含辛茹苦,將繼先撫養*,并為其娶妻樊氏。而繼先想繼承父業,隨人出外經商。其母劉氏慨然允諾,并勉勵道:“汝父以商不返,汝一歲而孤,不及與父相見。今汝以謀生故,又將遠游,吾不可以姑息廢汝業?!睕]想到,天有不測風云,不久傳來消息,繼先也客死他鄉。劉氏因兒媳樊氏尚未生子,勸其改嫁:“汝年未三十,又無子,況家無擔石,吾不忍令汝再守也?!比欢弦矆桃饪嗍?。于是婆媳二人并居一室,相依為命?!敖K日機聲軋軋,夜繼以紡”,在當地被傳為佳話。(注:《夏縣志》卷九《人物志》,光緒六年刊本。)


      再次,山西地區以宗族或宗法力量來干預婦女再嫁的現象并不多見,相反,婦女再嫁的行為得到普遍的理解、鼓勵甚至強迫。這與徽州地區存在明顯差異?!盎罩菥圩寰?,最重宗法”(注:《黟縣志》卷三《地理志》,同治十年重刊本。)。族規訂立相當嚴密,大力宣揚“貞節”,千方百計對改嫁婦女施加壓力??滴酢缎輰幙h志》卷一“風俗”稱:該地民人對再嫁者“必加之戮辱,出必毋從正門,輿必毋令近宅,至穴墻乞路,跣足蒙頭,兒群且鼓掌擲瓦石隨之”(注:同見于《祁門縣志》卷五《輿地志·風俗》,同治十二年刊本。并參見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第5章第1節《商人與婦女》,及《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第117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許多寡居的山西婦女卻受到逼嫁的困擾。在丈夫在外客死或久久不歸的情況下,這些山西婦女面臨著無法回避的選擇:再嫁或孤守。對于雙方父母親族而言,往往愿其再嫁,或出于憐憫,或貪戀財禮,或恐分割家產。這種事例在《列女傳》中屢見不鮮,如不少“貞烈”類列女就是因不愿再嫁而自盡。如陽曲人劉安仁妻王氏,十七歲出嫁,不久,劉安仁身染重病,勸她說:“我死,汝年少,可再適?!比欢跏喜豢希骸凹扔屑?,復何適?”后自縊身亡。又陳法盧妻溫氏,年方三十而喪夫,親屬逼之改嫁。她堅拒不從,后也自縊。又太谷人杜興周妻王氏,年僅十九而喪夫,“舅姑利其嫁,與富室某已成約。氏涕泣堅拒,父母復以勢利慫恿之。氏知不免,臨期,給以改妝,扃戶自縊?!保ㄗⅲ阂陨鲜吕姽饩w《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列女錄十九》。)遼州(治今左權縣)烈婦馬弓氏的遭遇也十分慘烈。弓氏的丈夫馬元晉出外后,長期沒有消息,弓氏在家苦守。有一年,當地恰遇奇災,弓氏家無余糧,困窘至極。親屬們極力勸其改嫁:“夫游三年不歸,理應改適,況無音耗,不知存亡乎?”弓氏執意不從,吞毒而亡。(注:見《遼州志》卷七《續藝文》所錄陳棟撰《烈婦馬弓氏傳》,民國十八年重印本。)可見,在當時的社會氛圍里,守節不嫁倒倍受親屬責難,處境十分艱難,因而這種情況在當地婦女中并不多見,喪夫后再嫁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如寧鄉人王嗣德在臨終時,對妻子劉氏說:“如不能守,嫁亦恒情也?!保ㄗⅲ阂姟渡轿魍ㄖ尽肪硪话艘弧读信浂?。)以下兩個事例更能說明問題。如太谷人白重常妻曹氏,生一女后夫亡?!凹邑?,zh?。睿愧摁2唤o。會有以改醮強迫者,自剄死?!庇秩缣热塑囉啦迯埵?,結縭未久而孀?!凹音胴?,舅姑以青年難守,且慮zh?。睿愧拗嘀ツ芙o也,強之改醮?!睆埵弦惨虼硕钥O。(注:《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列女錄一九》。)喪夫后婦女的生活更加艱難,有時親屬逼嫁往往也因生活所逼。至此,我們可以理解,在丈夫客死或長期不歸的境況下,多數婦女必然走上改嫁之路。在這種情況下,清代山西各地卻仍然出現了如此可觀的節孝婦女群,這正好反過來證明:當時山西社會由重商風尚引起的家庭分居以及婦女寡居問題是何等的嚴重!


      第四,既然分居是商人家庭之常態,那么再醮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守節殉夫之事誠不足以頌揚,然而喪夫后速嫁也未必能夠脫離苦海,實現婚姻生活的美滿。設若再嫁與商人,同樣要忍受孤守之苦。紀昀在結束那段對山西商人的著名評論后,講述了一個山西人的婚姻奇事:山西商人李甲長期離家,與家中失去聯系,以為家中親人均已棄世。后再娶,在新婚之夜發現新娘竟是自己原來的結發妻子!正是因他長期不歸,家人都以為他已客死他鄉。妻子在公婆去世后,無法自存,寄人籬下,百般無奈而再嫁。(注:《閱微草堂筆記》卷二三《灤陽續錄五》。)這件離奇的婚姻故事的背后,正是廣大山西商人婚姻家庭生活的苦難與困惑。在丈夫長期不歸之時,山西婦女在婚姻生活中面對的是如此嚴酷的兩難選擇。這也就是一個重商社會必須付出的沉重代價!


      必須承認,如果沒有大批山西人出外謀生,就不會有清代山西商業的巨大成就,也就無法解決清代山西社會的生計或生存問題。在山西不少出外經商人數眾多的地方,“閭閻生計得之田者十三,得之貿易著十七”(注:參見順治《汾陽縣志》卷二,轉引自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303頁。)。然而,在大多數出外謀生的山西商人背后,幾乎都有為他們苦苦守候的妻子。榆次縣人要三婚后即遠出謀生,二十多年音訊杳然。其妻武氏苦力支撐,與年邁的公婆日夜盼望要三歸來。在公婆去世后,武氏堅守不改嫁,生活更加艱難。忽有一日,聽到叩門聲,原來要三回來了,“發已盡白,囊空羞澀”。武氏豪無怨言,敬事終身。(注:《山西通志》卷一八四《列女錄二三》。)壽陽人邊謐的遭遇與要三非常相似。邊謐婚后不到一月就出外謀生,與家中不通音問長達二十七年,傳言已死。鄰里勸其妻王氏改嫁,王氏堅決不從。邊謐之父思子心切,前往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尋找,不幸客死在當地。王氏竭力經營,使老人棺槨得以歸鄉。孤苦伶仃的王氏日夜織紡,維持生計。后來,邊謐自外返回,“@⑦羸幾不可識”,王氏朝夕侍奉,并無怨言,受到人們的稱道。(注:《壽陽縣志》卷九《人物下》,光緒八年刊本。)如果說家庭是整個社會穩定與延續的基本因子,那么沒有廣大山西婦女的自我犧牲與堅守,就不會有商人婚姻家庭的穩定,也就更談不上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延續了。從這一點上講,不論是受到旌表的“列女”,還是普通的“商人婦”,廣大山西婦女在婚姻家庭上付出的努力與犧牲,對山西社會重商風尚的維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就是她們對整個社會生存及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字庫未存字注釋:@①原字王加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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